■奚光雯
自2006年第9届起，上海国际电影节就特设了“电影大师班”，为国际范围的学生短片创作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今年，由于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的参与和资助，学生电影的交流单元不再隶属于“金爵论坛”，而是拓展成独立的“国际学生短片大赛”，与金爵奖、亚洲新人奖并列，作为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三大主要奖项之一，给电影的新生力量创造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遇。
受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所托，此次大赛由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共同承办，短短数月内，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20余个国家、近400部学生作品。选片委员会从中甄选出20部作品入围竞赛单元，最终由谢飞领导的评委会进行民主投票，决出5部获奖短片，分得最佳影片奖、评委会特别奖、最佳创意奖、最具人气奖和最佳动画奖。获奖者不仅可以赢得上海世博局提供的丰厚奖金，更有机会吸引到业界及投资商的支持，为后续作品的拍摄问世奠定基础。
强调城市概念并不意味着题材局限
电影与世博会相互扶持的做法早有先例可循。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上，电影和世博会就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法国电影面向世界的展映，成了当年世博会最受瞩目的焦点。本届短片大赛的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2010年世博会的宣传口号遥相呼应。学生作品中的城市映像，更是选片委员会着重考虑的要素。然而，强调城市概念并不意味着题材的局限，大赛主题并非狭义理解的城市风光的展示，而是更多反映在社会与心理层面。
无可否认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带给原住民程度不均的生存压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渴望尽早同发达国家接轨，城市扩张的步伐更为紧促。因此，城市主题可谓是一个立意鲜明的导向性标志。身处不同国家不同级别的城市，人们的生活态度以及城市与居民之间的关系，都是本届短片大赛值得关注的亮点。
如香港演艺学院入围的纪录片《摆渡的岁月》，重温了已被拆除的香港天星码头的辉煌与落幕。这部作品摒除解说词，以散文化的字幕娓娓道来，还运用了《苏丝黄的世界》、《海行杂忆》等老电影的片段，展现出天星码头在不同时期影片中的风采。这些风格化的处理与码头停用时人们自发的纪念活动相对应，把握了香港成长为国际性大都会的发展脉络，贯穿了人们对城市的怀旧情感。
北京电影学院的作品《鸭子和大雁》，以鸭子指代本土居民，大雁寓意归国复返的外籍友人，节奏轻快，具有喜剧色彩。影片通过一中一韩两名年轻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反映出当下国际交流密切的城市环境。片中的两名青年创办了一家名为“什么情况”的工作室，替人解决都市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麻烦。但毕业将至，韩国青年打算回国就业，兄弟俩因此难舍难分，中国青年更是竭尽所能挽留朋友，引发了一连串的“笑果”。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选送的《坟》，从另一种角度聚焦了城市化进程。影片以丧葬风俗为切入点，全部采用非职业演员，关注了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步骤。尽管城市化的最终指向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但这个过程也打破了人们固有的风俗习惯，该片就集中表现了土地资源的有限与传统丧葬习俗的矛盾。
学生短片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思想火花，尽管它们隐藏在主流电影背后，平日难得一见，但这些星星火种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掀起燎原之势。
电影传统的延承与复兴
每年，各大国际电影节都会紧锣密鼓地举办回顾展，对上世纪的电影大师及作品进行梳理，以求“温故而知新”。对于学生的电影创作，这批经典影片更有着难以言喻的启迪作用，德国学生的作品就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本国电影特质，受到室内剧、表现主义等流派潜移默化的痕迹，以及对新德国电影思辨性的传承和复兴。
汉堡媒体学院的《安魂曲》（Farewell Song）不仅在影像风格上独树一帜，采用黑白胶片摒弃对白，更选取了一个精妙的题材角度——安乐死之前的意识流。这个概念赋予影片一层忧伤的浪漫色彩：母亲临终前，为女儿庆生的记忆片断一再重演，相框、蛋糕、漫水的浴缸、灯泡，充斥的隐喻性元素更蕴含了诗意之美。
印度的《红鞋》（Red Shoes）则打破了传统歌舞片的局限，关注当下生活，但镜头里的光影流动依然深具民族特色，展现了印度本土的地域风情。影片刻画了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孩，见谁都无好言好语，尤其是对隔壁求教数学题的女孩。当偶遇一双婴儿的红鞋后，他开始触摸到内心深处的化学变化……
从学生作品看未来电影格局
学生电影的多样化与个性表达，让“窥一斑而识全豹”的说法不免有武断的倾向。单就本届的参赛作品而言，难以综述世界范围内学生短片的创作风格，但从中也能把握到这些新生力量的脉搏。
从参赛作品的数量上看，所谓电影大国、小国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递交大赛的短片不再集中于某些电影工业发达的国家，欧美在国际影坛上的霸主地位甚至被消解。此次集体参赛院校较多，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创作热力尤其惊人，反映出学生借电影节的平台同世界观众交流的强烈愿望。相对于整体泛化的趋势，电影工业成熟的欧美却在逐步收缩，电影教育更偏向精英化的集中模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科需要借助视觉表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普及教育，为日后的影视行业注入新鲜血液；西方发达国家则进行了学科细分，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系，与电视等其他视觉设计专业划分开来。
如美国的学生作品带有好莱坞的浓重痕迹，或是源自好莱坞的拍摄惯性，或是强烈的地域色彩。学生习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电影工业的影响，譬如一些习惯性的镜头运用、习惯性的情景设置。这在美国南加州电影艺术学院的《灵魂射手》（Soul Shooter）中表现突出，相比一般的学生短片制作更精良，大量使用了偏商业的拍摄手法，灯光布景的应用几乎和主流电影别无二致。影片充满197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怀旧风味，讲述了一个由照片引发的悲剧。男子继承了家传的照相馆，为保全店面，他被迫参与黑帮事务，冲洗并放大那些摄有暗杀对象的胶卷。他的灵魂在暗室的红光中迷失，醉酒后的失误又让心爱的姑娘殒命，他也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电影向来被称为发挥智慧和想象的造梦机制。在数码时代，DV成为年轻人冲破传统影像制作方式的最有效途径，凭借数字技术尽情表达自我。然而，不同地域展现梦想的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区别。这种差异可能也传递出决定未来世界电影格局的信号。精英化的教育，带来规范的操作流程，也让欧美国家的电影创作面临程式化的束缚，以及灵感枯竭的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专业的针对性不强，令影片的总体质量打了折扣，但随着电影教育的泛化，也鼓励了创作的随意性与自由度。
以色列的入围作品《生日快乐，叶米玛》（Happy Birthday,Yemima）就表露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出世便满58岁的女孩。由于诞生在祖母的葬礼上，父亲让她沿袭祖母的身份长大，不上学不外出，依靠养老金生活。直到某日自来水管故障，才打破了她幽禁般的生活，也迎来了她的爱情洗礼。
古巴的《猪年》（The Year of The Pig）充分显示出移民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影片的情节集中发生在哈瓦那的一家上海餐馆，恰逢十二生肖中的猪年，更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戏曲与剪纸等美术设计。影片以外卖为线索，衍生出餐馆楼上不同住客的人生走向，探讨了幸运降临时无法澄清的偶然性。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技术的成熟不意味就此降低对创作态度的要求。欧美电影训练的基础更为扎实，学生作品多采用胶片拍摄。胶片训练不仅仅意味影像品质的提高，更着重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电影创作态度，考验拍摄时期工种的分配是否清晰到位。无可否认，欧美国家有创作态度保证的出品质量，超越了其他参赛国家的平均水准。
人文关怀在学生短片中的普及
北京师范大学的《坑》可以视为对姜文《鬼子来了》的致敬之作，将二战中的敌我双方还原至人类的基本属性。影片叙述了中国村民同日本侦察兵狭路相逢的遭遇。脱下衣服搓绳的两个人，不过是平民百姓。
尽管《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成功的翻版实验，模仿借鉴也从来不是电影创作的忌讳，甚至是电影工业崛起前的必然进程。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学生对本土电影传统的重视不足、认识尚浅，他们有着表现民族性的意识，但缺乏对中国百年影史发展脉络的体察与延续。总体上看，中国学生的电影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不乏对人生、对社会的庄重思索，但缺点在于风格驳杂，辨认不出对中国电影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学生进行短片创作并不代表着日后从业的指向就是电影，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电影的人文关怀在学生层面上已经得到普及。从学生影片选取的视点而言，他们置身于都市汹涌的人流，也行走在人迹罕至的角落，搜寻常人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记录下观察到的某种现实或精神状态。他们的关注与思考标志了未来观影层次的提高，不难想象，中国电影局面可能因此正孕育着一种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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