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
其实对于电影、尤其对一部在辞旧迎新之际出现的电影，要求也许很苛刻，也许很简单——我希望它能承诺带来愉悦和满足。
就像陈奕迅的一首《十年》被传唱“口水歌”，“十年”这两个字也成了一个被用滥的概念。此刻，比起伤春悲秋地怀想内地贺岁片的“十年”，我倒宁可借用葛优在《甲方乙方》里的那句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最初，只是戏中人的一句戏言。那时，做了很久“待业中年”的冯小刚好不容易搏到站在摄影机后的机会，他看着他将来的御用男主角以一种又深情又噱头的腔调说出这话。后来，他成了内地第一个拥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电影从夕阳行业渐成朝阳产业，岁末年初可以看到的电影越来越多，成批量的欢乐像汉堡薯条一样被制造被消费，到头来不过是一册又一册“笑忘书”。前望后望，葛优的这句台词从岁月的暗流里清晰浮现，有些伤感，有些惆怅。
成龙——拳脚打醒了内地的贺岁档
鸿蒙初辟是1995年的《红番区》。超市里的整面墙被拉开，坐在抽水马桶上的梅艳芳抬起头，茫茫然又慌慌然，然后，电影院里就笑成一团了，眼睁睁看成龙拳打脚踢着卷走了5000万票房。第二年他再接再厉，《白金龙》和《义胆厨星》又成票房赢家，合计收入8000万元。成龙的拳脚“打”醒了内地电影人，两年累计的1亿3千万票房成了一笔高昂的学费，让他们学会一个新名词：贺岁片。
当成龙用“金钱的教训”启蒙内地电影人时，冯小刚正徘徊在“失足青年”的临界点上。在拍完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后，他的电影之路很不平顺，1996年，《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开拍不久停机，他待业在家，无所事事，直到韩三平和新影联前任负责人张和平“拯救”他。三个男人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谈天说地，提到了海外和港产的“贺岁片”，自然也就有了让冯小刚拍贺岁片的建议。
第二年，《甲方乙方》问世，一片叫好。这是一部纯粹娱乐的喜剧电影，3600万元的票房好似给1997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打了一针鸡血，这一火，冯小刚再接再厉炮制了《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2000年，心有不甘的冯小刚把《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修改成了《一声叹息》，片子在九月里上映，票房收入1800万元，超过了几个月后新年上映的任何一部影片。其后《大腕》尝试走国际化路线，《手机》成了电影市场的手雷，也闹了不大不小一场风波。
冯小刚——把偏房做成了庙堂
回看冯小刚早年的作品，故事从不雷同，因为本身也就概括不出什么故事，年复一年的路数是相似的——强烈的喜剧色彩、荒诞的故事情节、日常熟悉的小人物和幽默的京味语言。形而下的评论数落他“商业过度”，形而上的批评苛责他“思路枯竭，跳不出我们的意料”。但是，这个过分商业，一定程度上缺乏突破，又长得非常抱歉的男人，如此强势地介入了市民生活。回头翻检一下这些年的口头禅，谁敢说自己对冯小刚是完全免疫的？
你苦恼房价过高，一室难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没有房子的婚姻则更不幸福。”你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你想调侃一掷千金的暴发户：“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你暗地挖苦领导：“菖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哎呀，还有那句让无数婚姻中人会心一笑的“审美疲劳”。
到处是冯小刚的影子。他的远远谈不上高大的身影就这样覆盖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他自嘲是“加里森敢死队”，拍电影干的是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营生，电影的高高庙堂里最初没有他的位置，只能另起炉灶，在边上搭一间偏房。可这偏房越盖越多，渐成了院落，也就成了另一座庙堂——因为看到他的成功，开始有导演模仿他制作小成本的喜剧，挑在过年前后上映，于是，“贺岁档”终于在中国形成了。
贺岁片——电影市场的救心丸
在内地电影还停留在“手工业作坊”的年代，贺岁档和贺岁片的形成顺序，完全倒了个个。追本溯源，这原是好莱坞的市场操作理念，制片商利用圣诞节期间这一特殊时段，绞尽脑汁，动用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邀请一大批的大牌明星，制作轻松、娱乐性强的影片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人称“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把这招学得飞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岁末，演艺圈的明星就会自发凑到一起，不计片酬地拍几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影片，这些电影大多以“恭喜发财”、“家有喜事”、“福禄寿喜”等吉祥如意的词来命名。喜庆、热闹是最重要的，所以连风华绝代的张国荣，一样能在《满汉全席》里上蹿下跳。
内地电影人，却是在接受了贺岁片的冲击后，才形成了“贺岁档”的概念。贺岁档意味着浓郁的消费元素，意味着有观众喜欢的明星、简单的故事和皆大欢喜的内容，更要紧的，导演们从贺岁档里看到了庞大的市场，因为这是观众最愿意走进电影院的时间。“这十年，把中国电影从原本的夕阳产业做成了朝阳产业，贺岁片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是贺岁片的主要倡导者，我感觉很满足，这十年真是成全了我，也陶冶了你。”冯小刚这番话说得好像领取某终身成就奖时候的感言，不过，这确是事实。
古装大片——带头大哥的较量
2002年，冯小刚准备的《天下无贼》剧本没能投拍，于是他闭门写作，在他倾诉《我把青春献给你》时，张艺谋用《英雄》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票房征途。也就是这一年，贺岁档和贺岁片的法则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卧虎藏龙》在北美的成功，让一直对奖项及票房均抱野心的张艺谋以为找到了通向鱼与熊掌可兼而得之的道路，时过境迁，《英雄》的“奥斯卡企图”更像是张艺谋为了票房而制造的宣传噱头。不枉张伟平卖力地做“王婆”，《英雄》坐上了国内贺岁片的头把交椅，这一年，也开启了武侠魔幻大片贺岁的时代。
2004年，冯小刚为了避开《功夫》，让《天下无贼》提前到12月初上映，其实那一年的巨无霸是九月里上映的《十面埋伏》。翌年，陈凯歌到底按捺不住，要拿《无极》和老对手张艺谋“冬风吹，战鼓擂”一把，很可惜，这对老同学之间的较量最终沦为“谁比谁更差劲”。而在《无极》激起笑声一片时，冯小刚也不能免俗地在拍摄他的第一部古装大制作《夜宴》。2006年《夜宴》完成，他放弃了贺岁档，早早在9月上映，他不想挑战老谋子的权威，几个月后贺岁档当真上演了一出《满城尽带黄金甲》。
在《投名状》出现之前，所有的贺岁档古装片唯一能够分享的，只有嘲笑。对于《夜宴》，冯小刚其实明白电影的问题，他在一次采访里这样说：“如果把《夜宴》和《手机》一块放，口碑上可能《手机》赢，但票房一定是《夜宴》大赢。”票房成了现实的瓶颈，中国少数可以拿到大投资的导演，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挤来挤去。而在这个空间里，投资古装大片是最不讨好，但是最安全的选择。票房的安全，意味着省心，冯小刚说得很直接：“我拍《夜宴》省心。拍现实题材的片子，其实是生活的写照，花两亿元拍，拿到海外也没人要。拍古装片，每个行当都有带头人，他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供你选择。你不用什么都想，有些取舍和调整就行了。”
《集结号》——规矩也是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在古装大片介入贺岁档后，贺岁片的圆圈越画越大，禁忌也在一条条消融——强权不可战胜的《英雄》和《黄金甲》，爱而不得的《如果·爱》，不能承受之伤痛的《伤城》，捍卫父权的《千里走单骑》，还有《叶落归根》这样欢笑的挽歌。时间进入2007年，正好奇贺岁档还有没有“幸福时光”，不料一开场就是杀气腾腾的《色|戒》，紧接着《投名状》把天真毁灭了让人看，《集结号》里又是受尽委屈的好男儿……
在约定俗成的观点里，贺岁片是电影“造梦”功能的极致化体现，放开手脚制造笑料，让人忘却过去一年的种种辛酸苦辣。电影圈没有“不能乱的规矩”，当年《大腕》和《手机》里有葬礼，有人非议，冯小刚不以为然顶了回去：“好莱坞又怎么样，人家在喜庆的节日里也看恐怖片，票房一样挺好。贺岁档电影不见得非得是喜剧，打今儿起，我重新立规矩，观众还买账，那就证明我还算走得对。”其实那两部片子里他最多有些小出格，真正重新立规矩的，该是《集结号》。
早有业内人说，贺岁档要做成满汉全席。却不曾想，贺岁片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呈现了“多样化”的可能。被强化的是档期的概念，而“贺岁”的味道反而退居其次了。事实上，《投名状》和《集结号》在商业上的成功印证了冯小刚若干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决定一部片子是否成功，不是这个贺岁档期，而是剧本、演员、导演，甚至投资方等多方面因素。把它放在不是贺岁片的档期仍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放到贺岁片档期它就如虎添翼，这样才行。”
串烧+喜剧小品——低成本也要收获春天
这个原本适合全家乐的季节，喜剧变得何其稀有。当然，在段子串烧的《命运呼叫转移》里，神隐了很久的葛优依然宝刀不老，喧嚣热闹的《棒子老虎鸡》笑得没心没肺，它们各自的票房似乎成一则宣言，宣告着春晚式小品片仍牢牢占据着贺岁档的阵地。可也许是我贪心不足，在听着刘仪伟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走投无路”时，我悄悄感叹了一句，真有“冯范儿”。在看着姚晨、闫妮、徐峥、刘仪伟的脸走马灯一般过银幕时，我甚至有种收到空头支票的失落感。失落中，《大电影2》竟成安慰，以为那又是一部无厘头到无稽的拼盘小品，不想竟在自嘲自况中看到了尴尬流露，惊声尖笑下藏着淡淡愁容，混不吝里夹杂着隐隐不甘，然后戛然而止。
我不知道这股轻喜剧的潮流能否冲开冷兵器的包围，浇灌出一片沃野。其实对于电影，尤其对一部在辞旧迎新之际出现的电影，要求也许很苛刻，也许很简单——我希望它能承诺带来愉悦和满足，或许它做的只是简单地让我去接受其中缔造的现实，只要他足够虔诚。
带着这样的心态，期许《长江七号》的到来。
强烈的喜剧色彩、荒诞的故事情节、日常熟悉的小人物、幽默的京味语言和人见人爱的葛优——这就是冯小刚的招牌配方，不一定够“电影”，却非常实用。不登艺术大堂的冯氏贺岁片，就这样成就了冯小刚，成就了中国电影票房，也成就了观众的小人物情怀。
这一路来自早年冯小刚套路的低成本贺岁片，顽强地要在大片夹缝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春天。春晚式的小品，一个个连接起来，组成了串烧。只是在贺岁片已然从开胃小食发达为满汉全席的今天，这路串烧面对的，已经不是当年冯小刚赤脚打天下的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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