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20余人，他们的学识为后世树立了一代名教授的风范，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座座令后人景仰的丰碑。他们的鲜明个性和精彩人生，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一代学人的风采。
怪杰辜鸿铭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超群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更大。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首。毛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同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69年，13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11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十分罕见。
1916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1918年撰文称“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
1927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1928年4月30日病逝。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
国学狂人黄侃
黄侃，祖籍湖北蕲州，1886年4月3日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父黄云鹄67岁时才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对他的教育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黄侃素有章门第一高足之称。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1905年，黄侃被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黄侃在日本认识了章太炎，两人相识不久，因生母周氏病危，黄侃拟归国侍亲。章太炎对黄侃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罢此言当即叩拜，遂对章太炎执弟子礼，受业于章氏，从此学业日益精进。章太炎对黄的学识也十分激赏，曾夸道：“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却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湖北，便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脾气坏，自视高，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惟独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20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章太炎也称他“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审阅，黄侃对章的字纸都特别珍视，每获得章信，便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每有所获便如获至宝。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60大寿。当时章住上海，为祝贺老师生日，黄侃特地提前几天赶往上海做准备，可见其至诚之心。
黄侃特立独行的性格也体现在教学方法上。他的教学不拘一格，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
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经抢救无效于8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名士傲骨刘文典
如果说，黄侃的猖狂有点近乎“疯”，刘文典的狂傲则多少带有几分名士风度和派头。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期间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时值蒋介石路经安庆，十分恼怒，召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入室，不脱帽子，昂然坐下。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文典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十分恼怒，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奋。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刘文典被关押七天后获释。此事曾轰动一时，刘文典也因敢于直接顶撞蒋而名声大噪，为人景仰。
刘文典的硬骨头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在30年代清华园中，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声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刘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做功底的，这一点是学生公认的。鉴于刘文典的名声，罗家伦执掌清华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北大教授，两全其美。
陈寅恪为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作序，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自己对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另外半个一直有各种说法，一说是某日本学者，一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他们仅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刘文典虽然言语有些放诞，但治学之严谨却是不容置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40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摘自《民国教授往事》 汪修荣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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