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多年前，被毛泽东誉为“人世楷模，学界泰斗”的蔡元培先生，曾经告诫过我们，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学术。学术，从来都是和国家民族的发展、和民生密切联系的。尽管它不能在一时一地建起物质的高楼和通衢，但是，学术却为社会发展奠定地标，刻画里程。
同这座城市的变革一样，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最好的发展时期。
时代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理论家也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承担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他们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获奖人：王养冲 代表作：《法国大革命史》
他早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法国历史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经历坎坷，仍锲而不舍、笔耕不辍，在6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甘守寂寞，淡泊名利，引领着法国史的研究方向，成为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近代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这位百岁老者的道德文章为学界树立了良好榜样。
获奖感言
作为一名公民，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句话说得好：只有有道德的人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特别炽热的敬礼。作为一名教师，德国的诗人席勒也说得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满意的教室中。具备道德和有教养的人才是合格的公民和教师……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论据，不是换取名利的筹码，而是对社会的奉献。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借今天这个机会，衷心祝愿我们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为国运昌荣，民生福祉，不断作出贡献。
王养冲先生早年在国民政府工作，才智过人、爱国心切，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香港与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南京政权某报笔战月余，以政论蜚声南国。1937年赴法留学，旅法十年，师从瓦尔和勒费弗尔教授潜心研究欧洲哲学史和法国大革命史，1941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此后继续追随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学派学说以及俄国、意大利、德国等社会学思想。
先生1947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讲西洋社会思想史，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讲授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之余学习马克思主义，译有《共产主义与道德》《巴黎公社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法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写有专题报告《民主德国和法国进步史学界的历史科学研究》等，其中一篇《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
1958年先生蒙冤被划成“右派”，三年后被准许隐名从事哲学历史的翻译工作。1964年起受命翻译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德文著作四种：《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康德与社会主义》《康德与社会学》《纪念埃·康德逝世一百周年》。此后，在同事配合下，多方搜求并主译了各种版本的有关拿破仑的原始材料及其评论，集成《关于拿破仑》一书供“内部交流”。主译的50万字1986年以《拿破仑书信文件集》正式出版。
1979年，先生在72岁之龄得到平反，年逾古稀而热情不减，发起创立了中国法国史学研究会，历任第一、二届会长并担任名誉会长至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全新观点的学术论著，如《拿破仑研究的演进》《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关于罗伯斯比尔评价的史学》，还出版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罗伯斯比尔选集》（均与陈崇武合编）。这个时期是我国法国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先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我国法国史研究的热门课题法国大革命史的热点问题的争论中，先生在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反二十几年来影响我国史学界的苏联史学家的看法，令人信服地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指出，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不是这场1789年7月14日开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结束，而是其继续；为此他不同意长期以来苏联史学家把大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794年热月政变为大革命下限的观点，而是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六个时期（即立宪君主国时期、吉伦特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与督政府共和国时期、执政府共和国时期、拿破仑时期），把革命的下限定在拿破仑帝国失败的1815年。这项重大研究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同。
此后，先生还推出了《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和《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等论著，更是亲定大纲、安排史料并执笔《法国大革命史》的撰写，为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引领了学术方向，奠定了学术发展的基础。
王养冲先生一辈子躬耕讲台，垂范后学，甘为人梯。虽经历坎坷，仍锲而不舍、笔耕不辍，甘守寂寞，淡泊名利。这位百岁老者的道德文章为学界树立了良好榜样。
获奖人：蔡尚思 代表作：《蔡尚思全集》
青年时，他追随王国维、梁启超等前贤，在藏书闳富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从25岁出版《中国学术大纲》至今，他的学术生涯已经80多年。“坚持争鸣，力求创新；永不毕业，长葆青春”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全集收入了20多种著作，300多篇论文，对于奠定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路径，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独特见解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与崇高的学术精神。
蔡尚思，1905年生于福建德化。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翌年任复旦校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任校研究生部副主任。1978年任校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起历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现任复旦大学顾问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哲学史等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孙中山研究会等理事；上海市史学会、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研究领域涉及中国通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哲学史。
青年时，蔡先生读到明代学人的话：“祈年莫如爱日，爱日可使一日为两日，百年为千载。”他深受感染，把学术生命视为一切。他曾师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柳诒徵等名家，转益多师，从不为文凭而读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按照《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研究资料达二百多万字。当年的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第二人。20多岁时，先生就出版了《中国学术大纲》《孔子哲学之真面貌》等著作。他在77岁那年摔伤髌骨，手术后在病床上通读了500多万字的《王船山遗书》。在90多岁高龄时又撰写了《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等论著。
率真的蔡尚思先生，表现在学术上，不惟上，不惟名。他在花3年时间写就的《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中，对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上没有禁区，而在当前急需破除的是：唯上级之命是从，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唯书本教条是从，不敢提出独立见解；唯权威是瞻，不敢稍有异言；唯多数是正，不敢标新立异。多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会者前往瞻仰一位圣贤之地，独独他不去。他直言道：“我是他的研究者，不是他的崇拜者。”陈寅恪先生被人赞为“国学大师”，蔡先生却在报上发表文章，“纠正”这种说法。他实事求是地指出：陈先生是史学大师、语言大师，不是国学大师。陈先生懂10多国语言，这比国学大师更不易，更受人尊重。
蔡尚思是读一辈子书，爬一辈子“格子”的学者。他倾力研究的重点是中国思想史。《蔡尚思全集》收录著作二十多种，文章三百多篇，这410万字的学术文章中，部分是他81岁退休之后才完成的。他治学卓立我见，勇于争鸣。“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也正是《蔡尚思全集》留给人们的一份学术勇气和治学精神。他的勤奋和率真，使他积累了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渊博知识，他对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给后辈学者树立了典范。在8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都不曾忘记母亲的教导：“千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重要。”
获奖人：王元化 代表作：《思辩录》
年轻时，从熊十力先生问学，自称是一个用笔工作的学者，《文心雕龙讲疏》《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著述，浸透着他的真诚和对学术的锲而不舍，以数十年功力锤炼之睿智，怀抱真挚的现实关切，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深刻反思，发而为文，或如一石投潭，激起涟漪无数；或如一纸甫行，引领学界风尚。体现着对“有思想之学术，有学术之思想”的一贯追求。他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引领性贡献。
获奖感言
我已到了垂暮之年，对身外之物已经没什么要求了。但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共同认清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文化的发展有哪些严重问题？以及我们急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做学术的工作就是要寂寞、清苦。寂寞就是要耐得住寂寞，清苦就是要有一种发愤的精神。但是你要真正的走到这条路上去，走深了你也会感觉到了是一种快乐……什么是乐呢？就是达到一种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深深贴入到你心里边来了。使你的感情从各方面都迸发你的一种热情，激起对这个问题对学术的研讨。这是学术里边最高的境界。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
王元化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涉及诸如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强大的思辨力量发而为深刻的识见。其中如“文艺学综合研究法”、“风格学”、“知性方法”等，则属于作者开拓的新论域。尤其是其中《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是作者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作者疏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条思想方法线索，清理出一个由三范畴认识论(普遍、特殊、个别)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辨证思维系统。《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85)。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在这本《思辩录》里，保存了王元化先生的诸多思考。他叩问五四和启蒙的意义，叩问理性究竟是什么；他从当代一直追溯到五四，提出“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思想病症等等，作为对反传统思想进行反思的要点。
1996年，王元化与巴金老人一道，被评为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自90年代起，王元化先生在著述教学之外，还用高度的热情、大量的精力从事了三项工作：一是主编以文史考据成果为主体的学术文丛《学术集林》；二是领导完成了《王国维全集》的编校；三是倡议并组织了《古文字诂林》的编纂。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做出了引领性贡献，他悉心传递的，还有一个学者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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