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宜鹏
9月10日在“笔会”副刊上读到余匡复先生写的《冯至老师》，其中谈到冯先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待学生关怀备至。对此我也深有感受。
我是1952年进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学习的。我们入校时，恰逢全国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沙滩红楼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当时，北大名师荟萃，学术气氛浓厚。学生会也办了许多社团，有戏剧社、钢琴社、歌咏舞蹈社、书法社、诗社……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我课余参加了时事学习社，任临时召集人，平时每隔两周搜集报刊上的资料，出一期时事专刊的墙报，贴在学生食堂大饭厅东侧的墙上（不料事隔十余年，竟然会在同一侧墙上，贴出了点燃“文革”烈火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想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每月至少还有一二次邀请校内外专家作报告，或开设时事讲座。记得我上大三时，社里的同学从报上得知冯至从国外访问归来的消息，大家都想见见这位遐迩闻名的作家、诗人、德国文学专家，希望能听他谈谈国外的见闻。我就怀抱着这样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去西语系办公室，通过系秘书，找到了这位风尘仆仆的老教授。由于初次见面，加上心情激动，一时连话也说不出来。先生倒了一杯茶，要我慢慢说。我把大家的愿望向他陈述后，就直截了当地要他作报告。先生耐心地听完，毫不介意我的冒失，便很自然地和我商量起时间定在哪一周好。考虑到先生刚回国，我想时间由他来定吧。先生很了解我们的心情，爽快应诺下周社团活动日就来和大家见面（当时学校规定的社团活动日是每周三下午一至四时）。我满怀喜悦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社里的同学，并连夜贴出海报。但是很不凑巧，到了那天社团活动日，校方临时有一个活动，原先估计能有二三百人听报告，事先还特地借了外文楼一间大梯形教室，冯至先生早早来到会场，听报告的同学只陆续来了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我显得非常尴尬，想临时换个小教室。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冯老师，并向先生说明今天校里有活动。先生听了笑起来说：“这里很好嘛，不要折腾同学换教室了。”他还风趣地低声对我说，“今天我作报告，可找到了知音……”果真，冯老师没受听讲人少的影响，娓娓动听地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当时已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大教授，竟然如此平等地接待我这名普通的学生。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忆及此，我仍然像当初一样感动。
更正：10月15日本版《五十年代的接生车》作者方培英系方瑞英之误。13日《翰墨情缘忆梓翁》中陈从周生年应为1918年。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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