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
近日，笔者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夏滟洲）完成了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此文题为《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罗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十九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
答辩过程中，我想到自己曾写过一篇短文《巴赫的神性》（载《爱乐》2000年第3期），起因是源于这样一个有趣的个人感觉：巴赫在后人眼中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一问题几乎无法作答。因为这种发问本身是“后贝多芬”式的——音乐家获得这种明确的“出人头地”的自我意识，其实是在贝多芬出现之后。此前，音乐家属于“手艺人”行列，社会地位基本与仆役相当，说不上“高雅”，更遑谈“永垂不朽”！让人感慨的是，巴赫并不意识到自己是伟大的“名人”，但他以某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而且其影响至今不衰。
巴赫对“个人声望”的这种“无意识性”，与现当代艺术家往往不可一世的“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引起了笔者的感叹和思索。我们甚至听到某些艺术家声称“要以上帝般的心态从事艺术”。自启蒙运动以来，因为追求艺术创新而凸现艺术家的个性，最终导致了艺术家的自我膨胀。艺术作品的创新需要强烈的个人印记，因而似乎顺理成章地导致艺术家的个人中心主义（艺术作品的个人性和艺术家的个人中心主义，其实是不同的东西，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美学课题，在此不赘）。艺术界于是出现了多少争名夺利的闹剧！在当代社会，艺术已经越来越成为攫取个人名声的工具和通道。现当代社会似乎也已经默认这种艺术家高人一等的惯例。仅个人感觉而论，我总是对现当代艺术界风行的这种个人中心意识感到别扭。巴赫因此提供了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等“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乃至约翰·凯奇等人，也希望打破这种对艺术家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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