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
读5月1日“笔会”上楼绍来先生的《牛胆、芥菜与青霉素》一文，颇有感慨。原来早在西方的青霉素（曾叫盘尼西林）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中医已在不知不觉中运用这种药了。作者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上海开埠早期（具体时期文中不详），有一位中医世家，每逢端阳节，全家就要为一张祖传秘方忙碌。具体作法是，把一只只新鲜牛胆放进一点药粉，在标签上注明制造年月，然后就挂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阴干。翌年端阳节，除新制一批外，还把隔年牛胆里的药粉翻出来，再放入新制的牛胆中。这样的过程要重复九年之久，牛胆上长满了绿色长毛，于是成为一剂专治小儿风痰喘症的特效药。再有一例更早，是在明代的常州天宁寺，寺院里埋着许多大缸，里面放有芥菜，先是日晒夜露，使其霉变，直至长出绿色长毛（即青霉），然后埋入泥土，等到十年之后方才开缸使用，同样是一剂专治高热病症的特效药。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述两剂土制的特效药，其实在无形之中已制得青霉素，其治疗对象正是今天因细菌感染而引起的肺炎等病症。于是，作者有如此评述，“可惜的是，那时王家世医的门中无人懂得微生物学，当局政府也不会注意和重视这笔祖国遗产，否则，抗菌素的发现或许不会落在几十年后的英国弗莱明爵士手中”。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有伟大的发明，但是缺少理论的总结”，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实用发明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缺少理论的总结。因为这些发现都是一种孤立的事实，是通过偶然的摸索而得，对其机制却是一无所知。作为对照，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过程。
那是1928年的一天，他度假归来，正在清洗一批离开时留在实验室角落里的细菌培养皿。就在清洗的过程中，他偶然注意到其中一只器皿有些异样，上面长着不寻常的霉斑，更奇怪的是，围绕霉斑一英寸范围内所有细菌都是无色透明的。在细菌学家训练有素的眼里，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杀死了霉斑周围的葡萄球菌。弗莱明知道他发现了某种东西。于是，他拍下照片，擦去一些霉斑使它再繁殖，并且保存了这个盘子，他还把培育的霉斑样品送到其他实验室，供同事们再做研究。这就是青霉素的发现过程。接下来，弗莱明还发现，霉斑就是青霉菌，由它产生的一种物质是针对试管和培养皿的一种有效消毒剂，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青霉素对抑制猩红热、肺炎、淋病、脑膜炎以及白喉的致病细菌都有效。但是由于提炼纯度的不够，因而无法检验它作为药剂的有效性，于是，除了在实验室应用之外，弗莱明的青霉素在架子上搁了十年之久。
仔细考察上述过程，便可发现，对于弗莱明来说，他已有完整的微生物学知识，知道有细菌这样一种生物及其与某些疾病之间的关系（归之于巴斯德的开创性工作）；还知道关于霉菌的知识；知道如何通过培养皿来培养特定的菌株等等。青霉素的发现看似一个偶然现象，但在这种偶然性背后，相关的知识背景却早已是准备就绪。与之对照，上述两例中的牛胆及芥菜，确是抗生素的最早使用，然而正是在有了微生物学知识后，我们才得以知道这一点，至于它本身，只不过是一项偶然所得的实用发明或技艺罢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实用发明在各民族中几乎可说不计其数，要不然，人类难以生存至今。说得夸张些，甚至动物中都不乏这类偶然所得的生存技能。然而，科学发现与这类实用发明的不同就在于，科学发现不仅知其然，更是知其所以然。正因知其所以然，亦即知道细菌与霉菌之间的拮抗关系，于是，继青霉素的发现之后，又有链霉素等一系列抗生素的问世，由此才得以引发医学史上的一场空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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