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
我五六岁时，听奶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儿要听大人的管教。”最初我与堂兄总是洗耳恭听，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应允。可是这种话听得太多了以后，便渐渐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有一次我就壮着胆子反问了奶奶：“大人听谁的管教？”奶奶想也没想就说：“大人听官家管教呀！”我又好奇地问：“官家听谁管教？”奶奶想了想说：“官家要听皇上的管教。”当时是伪满洲国，确实有一位傀儡皇帝。我穷追不舍地又问：“谁来管教皇上呢？”奶奶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那还用问么，老天管教皇上呗！”
长大以后，觉得奶奶虽没有文化，但是她的一系列“管教论”却道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他小说里的人物讨论过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确实不存在，人间将会怎样？讨论的结果是：那将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
一个人有人管教，看似失去了一些“为所欲为”的自由，其实那也是一种福气。我们说没爹没娘的孤儿痛苦，主要不是指吃喝穿戴，现时孤儿院里的孤儿，物质生活一般都不错。说他们痛苦，一多半是指没有父母的关爱，其中应该也包括“管教”。子不教，父之过。人生若是没有教养，特别是自小失去父母的教养，那是一生中多大的不幸啊！管教也是一种监督。按照奶奶的说法就是：小孩儿有成年人监督，成年人有官家监督……总之人间的事情，不论属于哪个层面上的，总得有个有效的监督。有了监督才可能有规矩，才可能约束权力，若长期失于监督，或者那种监督像个“稻草人”，形同虚设，就如同火药失于管制，什么后果都可能发生。
奶奶说的“官家”，用现代语言表达即是“政府”。政府无疑是权力机关，政府官员都是一定程度的权力者。这些人行使权力时，是要受到监督的。监督他们的不是奶奶说的“皇帝”之类，而应是人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雾都重庆飞到宝塔山下的延安，问过毛泽东：共产党人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非常坚定地回答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话说得非常清醒理智，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在他的小说里讨论上帝问题，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另一篇小说中又说：“谁要是没有人民，他也就没有上帝。”我国古代的《尚书·酒诰》中也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通鉴，即不要以水为镜，应以人民为镜。只有把民心的向背看作是一面镜子，才能检查出为政的得失。《礼记·大学》篇中又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为，民之父母。”
当今，凡是出了毛病的、乃至陷入物欲深渊的政府官员，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致，但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失于监督。无限制的权力往往让权力者堕落。一个叫李乘龙的贪官，被判死刑后曾追悔莫及地说，他所以最终走上死路，很大程度由于当地的各种监督机构，对他都“形同虚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惜他这篇曾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自白，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步其后尘者仍“前赴后继”。
权力与义务、责任，总是一致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管教也罢，监督也罢，都是一种保育和护卫，是大爱之下的“严格”，是关怀之中的“责问”。有时，即使是一个很好的人，若长期失于监督，他的直爽就可能成为粗暴，机智就可能成为狡猾，勇敢就可能成为鲁莽，温厚就可能成为谄媚，欲望就可能成为贪婪。因此说，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有人管教，有人监督，那确实是一种爱护，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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